民族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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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!

安哲同志战斗的一生

更新时间:2021-08-11 11:18:26点击:

翻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图,山东省黄海之滨一支小小的火炬格外引人注目,这支火炬是安哲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,它记录了一九三二年轰轰烈烈的日照暴动。

(一)

安哲同志原名安丰铎,字建亭,一九○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日照县安家村的一户中农家庭里。父亲安仲玉上过几年私塾,有一定的文化水平,开着一个中药铺,兼当医生。安哲从八岁起便跟着父亲念书识字,十岁以后,一面读书,一面在药铺里干些零活。他从小聪慧、勤快,父亲非常喜欢他。安哲读《左传》的时候,一天能背过五十多行,遇到这种情况,父亲便满意地说:“好,我这个当师傅的要磕筐子了!”(指文化浅教不了)

安哲十四岁那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,天气格外冷,正在读书的安哲见长工小包穿着几件破单衣担水,脸都冻得发紫。安哲便叫小包到药铺里烤烤手,问他为什么还不穿棉袄。小包便把母亲有病、吃药欠钱太多做不起袄的原因告诉了他,这天,安哲无心背书,小包挨冻的形象老是浮现在他的眼前。最后他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,把自己的短袄脱给小包穿,叫小包外面套上破褂子,谁也不准告诉。几天以后,小包的娘来买药向安哲的父亲表示感谢时,他父亲才知道。父亲并没有因此批评安哲,还暗地里夸奖他有出息。

十五岁那年,父亲决心叫安哲正式在药铺里学医,安哲硬是不肯,坚决要求继续求学。在舅父的资助下,一九二一年春,安哲由同乡人带领,步行到高密,从高密坐火车到济南,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。

没有进过小学门,一下子就进入中学学习,对安哲来说是相当困难的,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,两年以后,各门功课的成绩均达到优秀。这个从乡下来的学生,勤奋读书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品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九二五年八月的一天,安哲与本县在济南上学的同学认识了邓恩铭同志。邓恩铭不断介绍鲁迅作品和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给这些青年阅读,使安哲等人大开眼界。在邓恩铭的倡导下,安哲组织日照县在济南上学的一些青年成立了“少年日照学会”,主要参加者有郑天九、牟春霆(陈雷)、李平章、丁观海、郑修廷等十几个人。这是个党的外围组织,也是党组织培养教育青年的组织之一。有时邓恩铭给“少年日照学会”的同学讲国际国内形势、国家的命运和青年人的前途等问题,有时共同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以及鲁迅的作品,展开热烈的讨论。将近一年的学习,使安哲逐步明确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。“穷人为什么穷”、“富人为什么富”这些在少年时期解答不了的问题,开始找到了答案。每当寒假,“少年日照学会”的同学便利用回乡走亲访友的名义继续开展活动。有一次安哲带领大家到安家村的雇农侯氏家调查,侯家给地主当了十三辈“脚下人”,并被逼迫立了“石契”,把“天塌地陷,海枯石烂,脚下不变”十二个字刻在石头上,要传至万代。同学们气愤地说:“这简直是站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!”通过这样的实际调查,又结合学习马列著作,大家的觉悟提高很快。一九二六年春由丁君羊(后脱党)介绍,安哲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,北伐军开始北伐,八、九月份占领了武汉。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,为了支援北伐战争,省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。同年九月,安哲、郑天九、牟春霆、李平章等被派到武汉。在武汉安哲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,郑天九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队,李平章被分派到“南湖学兵团”,牟春霆参加“农民运动讲习所”学习。一九二七年七月底,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,安哲、郑天九、牟春霆、李平章几个人又凑在一起,大家对大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,对蒋介石、汪精卫之流叛变革命感到愤慨,他们都处在苦闷之中。这时参加“农民运动讲习所”的牟春霆向大家介绍了毛泽东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和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两篇文章,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形势精辟的分析,使大家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,在迷惘中看到了希望。安哲这个时候格外激动,他对大家说:“中国革命非由共产党领导不可,共产党非有自己的工农武装不可。”如果说“少年日照学会”时期的安哲,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,那么武汉时期的安哲,在党的培养教育下,政治上则更加成熟了。一九二七年八月,郑天九、牟春霆从武汉回到本县进行革命活动,李平章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军事,安哲被派回济南任省委巡视员。安哲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途,临行时作诗一首,抒发了自己的豪情:

踏上长途,而今分散,

肠空断!

道路茫茫何时转,

只有遥相盼。

但是我们是弱者的先锋,

一条火线,

聚也罢,离也罢,

意志精神总长贯。

何憾!(原文是何感)

朋友我去了,

预期着在奋斗中重见。

(二)

一九二七年冬天,省委派安哲同志到青岛搞工人运动。一九二八年春省委又派安哲回日照同牟春霆、郑天九共同建立日照县委,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。这是中共日照第一届县委,直属省委领导,安哲任县委书记,牟春霆任组织部长,郑天九任宣传部长。县委建立后,安哲在安家村干小学教员,牟春霆在牟家小庄干小学教员,郑天九当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,他们都以一种职业作掩护,秘密发动群众,建立党的基层组织。

安哲回到家中,除了经常用家中的粮食接济揭不开锅的穷人以外,总是爱找长工和佃户们啦家常。刚开始,大家对这位细高身材,穿着大褂的英俊青年敬而远之;而安哲对穷庄稼人却一见如故,十分亲热。冬天他坐在长工铺上啦呱,夏天他与长工们一起在树下乘凉,即使平日走在路上,安哲见了大家也爱问长问短。天长日久,长工和佃户们对这个热心肠的读书人,渐渐地亲热起来,从此,大伙不再叫“安先生”了,而是称名道姓,不分彼此。每天晚上,本村的长工们都愿意到“旗杆底”地主家的长工房里听安哲讲新鲜事情,冬闲季节连周围村的长工们,也愿意到这里坐一坐。这里好像成了一处“长工夜校”。安哲通过这块阵地发动了雇农群众。他利用这个讲台,把“什么是土豪”、“什么是劣绅”、“土地是怎么来的”、“为什么土地必须归农民所有”等道理讲给大家听,启发长工和佃户们的阶级觉悟。安哲讲话声音洪亮,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把道理讲得很透彻。大家都说:“丰铎的一番话,把俺的心都说动了。”

一九二九年春天,长工李芹年一连几个晚上没来参加学习,引起了安哲的注意。李芹年个子不高,但是身体结实有力气,他性格刚强,为人正直,大家都称他“李钢蛋子”,在长工中很有威望。一天上午,李芹年去西南河送肥,安哲在河滩上找到他。原来这年闹春荒,李芹年家中又揭不开锅了,忙着求亲告友,晚上没有空参加学习。二人坐在河滩上,李芹年流着眼泪说:“丰铎,你是读书人,我们穷人的苦日子几时才能熬到头?”安哲说:“我们学着毛委员的办法办,穷人的苦日子很快就熬到头了。”接着安哲向李芹年讲述了毛委员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,打土豪分田地,穷人当家做主人的事情。李芹年一听急了:“丰铎,我们也学着他们那个样子搞吧,不能眼睁睁地等死!”安哲又耐心地向他讲搞革命必须有共产党领导的道理,使李芹年受到深刻的教育。不久,李芹年入了党,并成为安家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。

每到年底,地主加紧向穷人逼粮逼款,使穷人过年如过鬼门关。一九三〇年年底,安家村的佃户明世厚,因未还清“旗杆底”地主安朝卯的地租和高利贷,十冬腊月被地主揭锅锁门赶出门外,全家饥寒交迫,哭哭啼啼。安哲得知后,一面派人安排明世厚暂且安身,一面派人找地主说情,恶霸地主安朝卯非但不允,反而蛮横地辱骂说情人。晚上安哲来到长工房里,李芹年早已按捺不住性子,提出要和狗地主拼了。安哲叫大家坐下,对大家说:“一根稻草谁也能拉断,如果把许多稻草拧成绳,牛也拉不断。大家想一想,一个人去拼命谁也救不了明世厚,大家齐心一齐干,逼着地主把陈租旧欠都减下来,不光能救了明世厚,大家也都能过个痛快年。”接着安哲向大家作了部署。第二天早饭后,明世厚等五人来到地主安朝卯门前“求情”,把安朝卯引出门外,李芹年带领二百多名佃户与地主讲理。李芹年跳上街旁矮墙说:“财主太没良心啦,我们一年头带露水脚带泥,腰都累弯了,连糠菜都吃不上。现在财主又不叫咱穷人过年,我们怎么办?”佃户们早已义愤填膺,齐声喊道:“找个地方和他讲理!”说着,佃户们蜂拥而上,架着安朝卯就走。地主老婆一看傻了眼,急忙哀求在场的安哲。这时安哲以说情人的身份出面,提出应资助穷人过年,陈租旧欠应减免。地主安朝卯在群众的压力下,只好答应,并给明世厚安上了锅。恶霸地主安朝卯减了陈租旧欠,其他地主也只好照办。这次斗争胜利了,佃户们都过了个痛快年,人人都夸奖安哲的主意好。而安哲通过这次斗争,看到明世厚苦大仇深,有觉悟,有斗争精神,经过进一步的教育,把明世厚吸收到了党内。

经过安哲积极工作,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。安家村的赵友,两城的道士厉会东、厉复振,王家滩的盐警方明九、周维九,驻跸岭的看庙人杨德玉,于家村的于贡方(后来叛变)等人都是安哲早期发展的党员。尽管那时党的活动非常困难,安哲所在的核心组共五个人,但始终坚持五天一次组织生活会。会议一般都是夜间在草木丛生的坟茔里、河滩上或山沟里举行。在坟茔里开会,谁去了就在预先规定的供桌上放一块小石头,然后躲到一旁,最后到会的人看到石头放齐了,就在供桌上敲几下,躲在旁边的同志就凑上来开会。散会前再确定下一次开会的地点和联络信号。

正当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,县委与省委的联系中断了。当时日照县委是通过青岛市委与省委联系的。一九二九年,由于叛徒王复元的出卖,青岛市党组织遭到破坏,日照县委便与省委失掉了联系。得不到省委的指示,大家都十分着急。安哲曾专程到济南,并派其他同志到莱阳、海阳、青岛等地,但都没有与省委联系上。一九三一年秋,又派县委委员郑天九到青岛,找到了青岛市委负责人,交谈了工作,从此日照县委又通过青岛市委重新与省委取得了联系。为了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,县委在一九三一年秋在青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。主要交通员是:安伯冶、佘炳干、佘华萼等,他们都在青岛裕东轮船公司当小职员,借轮船往返青岛、石臼所之便,将上级的指示、文件带回来,将县委的工作情况及时报上去。

一九三二年春,省委决定将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,负责日照、莒县、沂水、诸城四个县的工作,安哲任中心县委书记。接着派牟春霆代表中心县委到莒县、沂水一带,对那里的党组织进行考察,并传达省委指示。安哲又在诸城南部发展了一批党员,建立党的基层组织。

为了加强党组织的联系,安哲同志把驻跸岭庙作为全县党的活动中心。驻跸岭是安家村南面的一座孤岭,方圆八、九里,岭上没有住户,岭顶有一处古老的庙宇,看庙人杨德玉等都是忠实可靠的党员。庙宇周围树木参天,松柏葱茏,站在岭顶瞭望四方,不仅能望到上岭的每一条小路,而且也能望到周围村庄的街巷。凡是有人上岭,在岭下便有人用暗号通知岭顶上的杨德玉等同志。同时庙里养了一只大狗,对常来的客人总是摇头摆尾地迎接,而对陌生人却从不放过。为了便于掩护,安哲还在这里办了一个养鸡场,养鸡近千只,每天下蛋四、五百个,各村党支部负责同志,就是以上岭买鸡蛋为名,来回报情况和研究工作。一九三二年六月,省委巡视员来过驻跸岭庙,安哲也多次在这里召开县委会议,布置全县的工作。

中共日照县委在白色恐怖下,经过几年艰苦的工作,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扎了根。截至暴动前,全县共有党员七百多名,共青团员三百多名;有一百多个村庄有了党、团员,建立了六个区委,四十五个党支部,二十五个团支部。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,北至诸城境内的桃林、马家庄子直到城内,东北至胶南的大场、小场和泊里一带,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。各种群众团体,如觅汉会、佃户会、盐民会、车伙子会、放牛会也都建立起来。在秘密发展党、团组织,建立各种群众团体的基础上,县委积极领导农民向恶霸地主进行斗争。如发动佃户会开展减租减息的“双减”斗争;发动觅汉会开展罢工增资斗争;发动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的斗争等等。这些斗争的胜利,打击了地主的气焰,教育了广大农民,使几千年来分散的、单干的农民逐渐组织起来,并认识到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。特别是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的斗争,已经发展成为几十个村庄的统一行动。

日照县东临黄海,沿海有涛雒、石臼所、岚山头、王家滩四处通商口岸,莒县、莒南、日照等地的地主、资本家把花生米、花生油、生猪、山果等农畜产品从内地运到这里出口,把布匹、煤油、火柴等洋货,从这里运到内地推销,因此推独轮木车跑运输,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。仅涛雒镇每日进出独轮木车达两千辆,真可谓“人肩摩,车轴挤”。地主、资本家为了攫取高利,一再压低运费,每百斤货一华里只给五厘钱;一个壮年推六百斤跑六十里路,来回两天,除了盘费,最多能剩三、四毛钱,仅能维持工具的磨损费。党组织掌握了这一情况后,首先发动党员在本村的推车工中进行工作,帮助他们算细账,激发他们为增加运费而斗争。接着把他们组织起来,成立“车伙子会”,停止小车单个出雇的老办法,由车伙子会统一向地主、资本家包运,并提出增加运费一倍。地主资本家当然不答应,便派出他们的狗腿子向四外村庄雇小车。车伙子会也到四外村庄进行宣传活动,并以车伙子会的名义写了许多告四乡亲友的传单。有的写道:

穷汉不夺穷汉碗,搭起伙来挣饭吃。

不是不让你们推,为的是脚价实在低。

吃斤锅饼八百五,穿双草鞋一毛

割付车耳换根轴,两件就是七毛几;

上山用力累断腰,下山车袢勒脖子,

汗水流一罐,脚掌磨破皮;

两天一个宿,盘费一块七,

回家算算账,净剩两毛一

男人吃顿苦力饭,老费孩子饿耻皮。

财主雇脚你不应,到咱会里通个知,

咱们和他讲价钱,提高脚价先让您。

这样一宣传,几十里路以内的小车,地主、资本家雇不到了,可是货物是亟待运走的。早一天装船就能赶上好行市,晚天运走就多一天的亏耗。为了利润,地主资本家只好答应提高运费。于是车伙子会增加运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。

县委领导的佃户会、觅汉会、车伙子会等群众团体的多次斗争,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,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,培养了一批觉悟高、斗争性强的骨干,这为以后的日照暴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。

安哲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,从事革命活动,曾遭到家里人的反对。正如安哲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的日记中所写的:……和我父亲及哥哥屡次冲突,他们总是想着把我治得伏伏在地,作为家庭的奴隶,但是已经受了革命洗礼的我,怎能吃得住呢?结果家庭不和……”家庭长期闹矛盾,他的父亲一气之下闯了青岛,哥哥闹着要分家,妻子也曾以自杀相威胁,这切丝毫没有动播安哲的革命意志,他总是对全家耐心地说服教育,后来在安哲的带动下,父亲及全家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(三)

一九三二年六月,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,传达省委的指示,要日照县委举行武装起义,牵制敌人的力量,支援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。县委接连三次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省委指示,并作出决定:积极进行准备,争取秋收结束后举行武装暴动。第三次会议是在驻跸岭召开的,主要研究了暴动的准备工作,对武装暴动的政治行动纲领、部队编制和军事行动计划都作了明确的规定。政治行动纲领是办四件大事:一,收缴地主武装,建立革命武装;二,要地主交出土地文契,当众焚毁,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;三,打开地主的仓库,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农民;四,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,替人民除害。部队编制:以党员为骨干,建立一支革命武装,番号为“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”。分南北两路。北路以安家村、于家村为中心,辖两个大队、六个中队,由安哲等负责;南路以邵疃、山字河为中心,也辖两个大队、六个中队,由郑天九、牟春霆等负责。军事行动计划:北路由安家村、于家村出发,集中力量攻打王家滩,回师两城镇,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,南路由邵疃、山字河、牟家小庄出发,集中力量攻打涛雒,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。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、石臼所,最后进驻五莲山区,整编军队,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县委召开会议以后,各地党组织都进行了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。一场大风暴就要到来的紧张气氛,使每个人的心情难以平静,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暴动的命令。就在这时,一个突然的事件发生了。

九月二十四日清早,反动乡长于淑卿来找安哲。于淑卿是恶霸地主,又是国民党员,上勾结官府,下窝藏土匪,实属日照北乡一霸。他清早登门,肯定不怀好意。安哲不慌不忙,迎上前去。寒暄已毕,于淑卿两眼直盯住安哲,单刀直入地问道:“近来雇工、佃户天天开会,可能要出大事。安先生交游四方,你可知道此事?”安哲开始猛一怔,难道暴动的事走漏了消息?但他马上很自然地答道:“我交游四方,为的是打打麻将玩个痛快,哪里知道觅汉们的事?”随即反问道:“于乡长,是不是又要和去年一样,佃户、长工们要闹减租、闹增资?”于淑卿见安哲不理他这一套,便狡猾地说:“既然老兄不知道,我看咱们应当把穷小子们的活动情况向县里报告一声,要求衙门惩治惩治,免得他们造反!”安哲冷冷一笑:“你也太小心了,他们都是些穷庄稼汉,文不能执笔,武不会放枪,能造什么反?”于淑卿进一步要挟说:“我是为了地面上的安全,免得以后出事,你我都担待不起。”安哲仍然镇定地表示:“我看事情并不像你说得那样严重,既然你一定要报告官府,那你可以先起个稿,过几天咱再商量。”于淑卿走后,安哲看事情不好,当天夜里便赶到山字河村,找到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,共同商议对策,并接着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。会议认为,发动群众的工作已经在全县展开,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注意,如不迅速行动,可能造成意外的损失,便决定提前于十月十三日(农历九月十四日)晚上举行武装暴动。几天以后,于淑卿果然拿着一份递交反动县长杨锦标的呈文来找安哲。大意是:近来安家村、于家村一带雇工、佃农经常开会,可能有共产党鼓动“叛乱”,要求政府予以镇压,杀一戒百,以儆效尤云云。安哲看了呈文便说:“太言过其实了,平白无故要官府杀这些穷庄稼汉,未免太狠毒了。我看再过几天,如果穷人真的造反,再报告县长也不迟。”于淑卿见安哲不签字,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安哲马上派人把于淑卿监视起来,使这个坏家伙成了瓮中之鳖。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上,按县委的统一部署,南北两路起义的烈火同时燃烧起来。安哲亲自指挥北路的起义。当晚七点钟,安家村参加起义的群众在村西边石嘴上集合,安哲作了简短的动员,便立即分头行动。他带领赵友等人负责缴地主安荣堂的枪。到了地主门口,赵友拍了一下门,假装惊慌地喊:“不好了,大笮失火了!”(大笮是在海边捕鱼用的大拖网,因为安荣堂除了出租土地外,还经营大笮捕鱼赚钱)。安荣堂一听大笮起火,就慌忙开门跑了出来。这时安哲从他身后闯进屋里,在枕头底下抽出了二十响的匣枪。地主安荣堂一看大笮没有失火,而家里闯进不少人,便退到屋里企图摸枪。安哲把枪口对准安荣堂严厉地说:“老实点,今晚共产党领导穷人起义,这枪不再归你了。”就这样,全村地主在一片“大笮失火了”的惊呼声中,乖乖地把四十多支长短枪交了出来。紧接着,安哲命令打开地主的仓库,把粮食分给穷人,并当众焚烧了地主的土地文契,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。五个钟头的功夫,安家村变了样,平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农民,今天第一次扬眉吐气。就在同一时间里,于家村在于贡方等人的带领下,逮捕了反动乡长于淑卿,收缴了地主的枪支,分了地主的粮食,焚烧了地主的地契,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。河山店轰轰烈烈地搞了半夜,也拉起了一个中队的起义队伍。十月十四日早饭后,安家村、于家村、河山店的起义军,在安哲的率领下,浩浩荡荡向王家滩进发。

王家滩是日照东北部的大村镇,紧靠大海,海口可停靠小轮船,为日照北部、诸城南部对外通商的口岸,富商大贾近百家。镇内有商团、民团、盐警共二百余人,都有枪支。绕镇筑有坚固的围墙,墙上分段设有十多个子母炮台,每个炮台有射程二华里,扇射面积十平方米的子母炮六尊。墙外挖有一丈三尺宽、六尺深的壕沟。起义军逼近王家滩,敌人早有准备,接连几次攻击都没有攻下。安哲便用缓兵之计,把队伍后撤一步,装吃饭。驻守王家滩的商团长常宝贵看到起义军进攻不利,又退了回去,就骄傲起来,回到团部又吹又骂,大吃大喝。这时在镇内干商团团丁作掩护的时子斌、张金全同志抓住这一机会,以到团部报告情况为名,乘机击毙了常宝贵。接着他们跑到围墙上大呼:“起义军攻进围子了,团长阵亡啦……”借以瓦解商团的斗志。我打入敌人内部干盐警的方明九、周维九等同志,把盐警分队集合到围墙的西南段,用暗号通知起义军发起进攻,并调转枪口扫射围墙上的团丁。一刹那,闹得全镇真假难分,人心大乱。安哲乘机带领起义军强登围墙,胜利地占领了王家滩。起义军在王家滩稍作休息,马上回师,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,占领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。当天晚上就在两城南大庙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。

两城南大庙,原名天后庙。竖在阅台上的两面红旗迎风飘扬,一面是标有镰刀、锤头的党旗,一面是“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”的军旗。大会开始,安哲站在阅台上讲了话。他首先宣布: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!起义就是为了叫咱穷人有饭吃,有衣穿,不受压迫,当家做主人。接着他讲道:“中央苏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打土豪、分田地,成立了工农红军,建立了革命根据地。今天,我们就是要走中央苏区的道路,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。”安哲讲话以后,对部队进行了整编,把整个北路起义军编为两个大队、六个中队,还组织了侦察队、奋勇队、辎重队、看护队。安哲任总指挥,于贡方任副总指挥。各大队、各中队都任命了队长、副队长。起义军共有七百多人。干部肩背匣子枪,腰束九龙带;战士手握钢枪,肩披子弹带,起义军中的五个女战士也都使上了手枪。整个部队人人精神焕发,个个斗志昂扬,整整齐齐,十分威武。最后,全军在红旗下庄严宣誓:不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,誓不罢休!

南路方面,十月十三日在牟家小庄、平台、山字河、马家店、邵瞳等十几个村庄同时行动,建立了革命武装。十月十四日,由郑天九、牟春霆等同志率领,直指日照县南部重镇涛雒。由于敌人早有防备,内线无法发挥作用,起义军进攻受挫,只得放弃进攻涛雒的计划。接着起义军到平家村、山口一带,发动群众,扩大队伍,然后到邵瞳进行整编,也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,共计六百多人。

农民暴动的烈火,使反动派惊恐万状。日照县反动县长杨锦标,吓得用土堵了城门,三、四天不敢出城,一天三次发电报,向反动军阀韩复榘告急。伪《大公报》惊呼:“日照县共产党暴动,……一日之间收缴数十村庄之自卫枪支,……已逾数千人……”山东军阀韩复榘也慌了手脚,立即下令展书堂,以一师之众火速前往镇压,并叫日照、诸城、莒县等反动县长,纠集地主武装,配合展书堂围攻起义军住在青岛的海军,也派出军舰停在石臼所、王家滩附近的海面上。

十月十六日,日照县反动地主武装从起义军的南面进驻河山店一带;诸城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起义军的北面进驻叩官、潮河一带;西面有莒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和正在开来的展书堂师运其昌旅;东边面临大海,还有敌人的军舰封锁海面。敌人的兵力十几倍于我,真是众寡悬殊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安哲同志避实击虚,率领起义军离开两城西进五莲山。但是,疯狂的敌人依仗着人多势众,从四面八方向起义队伍压了过来。安哲带领战士们打了一仗又一仗,战斗越来越激烈,伤亡也开始增加。在五莲山区先后打了迂回潮河袭击战、林泉山突围战、魏家北山遭遇战和大王口突围战。十月二十日晚上,起义军在五莲山前老君堂召开了公审大会,处决了起义时带出来的反动地主于淑卿。二十四日,起义军在洼子北山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。敌人组织了猛烈的炮火,向起义军实行强攻,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,战斗十分激烈。安哲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山头,鼓励战士们沉住气,瞄好准,争取一枪消灭一个敌人,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苏区。刚刚拿起枪的农民,看到自己的总指挥冷静沉着,充满信心,开始打仗时的恐惧情绪也随之消除。从拂晓打到黄昏,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形,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山下的敌人白白扔下了几十具尸体,只得望山兴叹。夜幕降临,安哲派奋勇队向西北面的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,敌人乱了营,马上调兵封锁,起义军主力则乘机南下洼子北山,安全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,进到寨山隐蔽休息。十月二十五日上午,安哲在寨山后涧召开了干部会议,根据敌人重兵包围的形势和起义军给养、弹药供应的困难情况,认为继续坚持公开斗争,不利于保存革命力量,决定疏散部队,转入秘密斗争。南路起义军,坚持了十三天的公开斗争以后,得知北路起义军突围疏散的消息,十月二十五日(农历九月二十六日)也转入了隐蔽斗争。

(四)

中共日照县委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日照暴动,在十几倍于我的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。但是它却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县打开了缺口,打击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和日照县的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,仅十三天的武装起义,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日照大地和五莲山区的几百个村庄,使日照县广大劳苦群众在饥寒交迫、求生不得的时候,找到了救星共产党,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。

暴动失败后,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,成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枪杀,整个日照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日照县反动县长杨锦标,在县衙门前一次就杀害起义农民四十多名,诸城县反动势力在诸城西门外一次就杀害起义农民三十多名,鲜血洒遍街头,其情景惨不忍睹。起义军女战士夏德香、张兰田隐藏在九仙山山洞里,被特务捕去,当场残杀。北路起义军中队长周维九同志,在潮河村被国民党特务抓住,在该村西南树林里剖腹挖心,挂于树梢。仅于家村就被地主杀害了于丙同、于培树等五名起义军战士。安哲同志的妻子,逃到泊里,被安家村“旗杆底”的地主告了密,被抓到诸城押了一冬,后来被娘家人花钱才保了出来。

敌人曾以数千元悬赏捉拿安哲、牟春霆、郑天九等同志。安哲同志化装成吊孝人,骗过了封锁线上的敌人,才辗转到大连市。一九三三年初,安哲与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(在武汉时是安哲的同学)接上了关系,由张洛书出面安排安哲到旅顺公学堂当教员。安哲同志始终惦记着日照县的人民和暴动后的工作,把转移到大连来的十几名起义军战士组织起来,继续开展活动。他还先后派转移到大连的起义军干部安茂祥、厉老四、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,与北平市委派回来的郑培宣同志一起恢复党的组织。后来,由于叛徒郑世果的出卖,郑培宣同志被敌人杀害。

一九三三年四月底,按照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的指示,安哲同志化名王德海到奉天特委任宣传部长,开展工人运动。六月二十三日,叛徒张柏生(原共青团奉天特委副书记)带领日本宪兵把安哲逮捕,押在日本警察署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,安哲受尽了严刑拷打,始终咬定自己是个教书先生。一个多月的过堂,多少次死去活来,还是这个口供。残暴的日本宪兵也无可奈何。到八月份,只得把安哲作为嫌疑犯转到伪满法院监狱。

安哲同志被关在二号牢房。这个牢房共关了二十四人,大多数是反对日本占领东北,反对伪满政权而被捕的学生。安哲年龄较大,能诗善文,待人又热情,所以被难友们称为“二哥”;关在另一牢房的杨一辰同志(被捕前是奉天特委书记)被称为“大哥”。安哲把二号牢房的难友们组织起来,在狱中开展党的活动。他教难友们唱《国际歌》,给青年难友们讲毛委员领导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,鼓励青年难友好好学习,坚持斗争。十一月底,安哲还带领难友们为了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,展开了绝食斗争,直至取得胜利。

一九三三年深冬,原任日照暴动北路起义军副总指挥的于贡方在大连市叛变,出卖了大连市委和日照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大连的十几名同志,也出卖了已经被捕的安哲同志。敌人再次提审安哲同志,并判刑六年。这时安哲同志已经骨瘦如柴,并且得了肺病,咳嗽不止。听到于贡方叛变的消息更是气愤难忍,进一步加重了病情,于一九三四年冬惨死在狱中。

安哲同志坚贞不屈,把生命早已置之度外,他遗憾的是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。直到临死前,他向难友低声朗诵了他的诗,倾诉着他渴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的心情:

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地烧,

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,

起来,工作,工作,

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霄。

用赤裸的手与足,

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;

用鲜红的沸腾的血,

造成一座虹的桥。

天国不在幻想者善美的梦境里,

天国是靠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与勇骁。

安哲同志只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,为党工作的时间确实是太短了。但他是日照县九十万人民的革命先锋和前驱者,精神是不朽的。他与战友们一起,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日照暴动的火炬,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,鼓舞着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踏着烈士鲜血铺平的道路,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,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。